2025年12月12日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何碧琪研究员应邀来院作学术讲座，主题为“金石学兴起对清代书法史影响的思考”，讲座由黄厚明教授主持。讲座伊始，何老师指出，本次讲座延续了她自硕士至博士阶段持续关注的问题：金石学虽在宋代已蔚为大观，为何碑学书风的勃兴却独独发生于清代？清代金石学如何推动碑学兴起，并引发对书法传统的认知变革？这一问题意识贯穿讲座始终，亦体现出艺术史与社会史、思想史及政治文化史相结合的研究视野。

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研究员何碧琪

何老师首先反思了“金石学决定论”的简单化倾向。她指出，宋代金石学家虽致力于搜集、著录古器碑版，但其目的多在证经补史或文字学研究，并未将金石文字视为可资取法的书法资源。在书法实践上，他们仍坚持以王羲之为核心的书法传统，以楷书笔法临摹篆隶，未形成风格突破。因此，金石学本身并不必然引发书法变革。至清代，如翁方纲、何绍基等学者不仅研究金石，更主动以毛笔临摹碑刻，探索其字划及笔法的演化、刀刻趣味、斑驳肌理与古朴结体，并将其转化为笔墨语言。这一从“学术对象”到“艺术范本”的认知与实践跨越，成为碑学兴起的首要基石。

何老师强调，须将书法风格变迁置于清代整体学术思潮中审视。清代“汉学”与“宋学”之争中，“汉学”崇尚实证考据，与金石学研究方法天然契合。主张宋学的翁方纲虽然以帖学为主，同时研究汉隶及金石，发展至汉学为主的阮元是碑学的倡导者，他们宗主的学术地位带动了访碑及研究金石文字的学风。此外，“经世致用”思想在汉士人中弥漫，金石学被赋予“格物致知”、修身养性的道德实践意义，同时令学者对篆隶等古代书体的演化有新的认知。何老师以翁方纲及其交游圈每年举行“寿苏会”为例，说明此类雅集不仅是文化活动，更是表达文化认同与经世理想的方式。共同的学术取向与精神追求，构成了碑学发展的思想共同体基础。

夏承碑（李氏临川十宝之一） 

 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

北山堂惠赠 藏品编号：1981.0126  

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编号：11471

乾隆时期，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形成了金石学与碑学得以发展的重要背景。汉族学者官员乘时在全国搜访典籍、碑拓，使大量碑刻被发现、传拓、著录，形成前所未有的碑拓流通网络。地方官员成为金石学的积极参与者与赞助者，体制下形成的风尚加速了碑学资源的积累与传播。

翁方纲《钩填本夏承碑》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

北山堂惠赠，藏品编号：1999.0607

此外，北京宣武门以南地区作为汉人官员与科考人员的聚居区，逐渐成为书家学术交流中心。何老师结合吴长元《宸垣识略》中的北京外城图，说明该区域如琉璃厂、法源寺、陶然亭等地，成为金石与碑学交流的重要场所。翁方纲等核心人物凭借学术地位与人脉，在此提携后进，形成以金石碑学为纽带的学术网络及拓片等资源流通，促进了碑学相关的观念扩散。

北京外城西北  取自《宸垣识略》卷10

1.宣武门     2. 笤帚胡同   3. 琉璃厂

4. 孙公园     5. 菜市口    6. 报国寺

碑学的兴起亦与帖学传承脉络不同。清代皇室多将法书墨迹收归内府，因此民间尤其是中下层士人难以接触顶级帖学范本。相比之下，寻访与临习碑拓成为更可行、且具学术求真意义的学习途径。何老师通过具体作品，向观众直观展示了书风从董其昌、赵孟頫帖学传统，逐步融入隶书、北碑趣味的演变过程。她指出，碑学的兴盛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通过隶书关注度上升、双钩摹碑风气盛行、碑拓题跋地位提升等现象不断积累而成。碑学久经蕴酿成为显流，与帖学并驾齐驱甚至盛行于中下层士人之中，而帖学的影响渐渐退却而仅为高级官员所好尚。

最终，量的积累引发质的飞跃——一场对书法“认知传统”的根本性反思。碑学不仅提供了新的学习范本，更动摇了以王羲之谱系为唯一正宗的书法史观。至晚清，康有为的碑学理论更与变法思潮相呼应，成为文化反思的一部分。何老师视此为继篆隶书体演进、晋唐风格变迁之后，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三次重大变革。

讲座最后，在场同学踊跃提问，与何老师围绕碑学兴起的必然性与偶然性、金石研究与艺术实践的结合方式、清代学术网络对艺术风格传播的具体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。现场气氛活跃，大家从何碧琪老师清晰的问题意识、严谨的案例分析和开阔的历史视野中，受益良多。

讲座现场图